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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者丘成桐
如何让高等教育这个龙头真正“昂”起来，如何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丘成桐先生的思考，丘成桐先生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实践，或许不无启示。
如果从去年4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其全职受聘任教清华园，同时从哈佛大学退休算起，这道题他已“全职”做了一年。
如果从他离开美国，携夫人安家清华园算起，这道题他已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三年。
如果从1979年，他首次回国作学术访问，开始在心底求解这一问题算起，他为此已工作了40余年。
这道题是：如何在中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大数学家。
为中国培养数学英才，是丘成桐近年来的事业重心。其实几十年来，他致力于此，逐步在主流人才培养机制之外，搭建出一套数学领军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担任国内多个科研机构的重要职位，但不收取一分钱薪酬，事实上，他经常要凭个人影响力为这项事业筹资“化缘”。
从成为大数学家，到培养大数学家，丘成桐笃信，中国能够在本土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中国数学能够跻身国际前列，而数学的发展必将助力国家的科技自强。
去年4月，丘成桐全职回归之际，清华师生为他办了一场生日会。“想当年，应该是五十几年前了，我有一个很远的希望：成为一个大数学家。我希望你们和我当年一样，也有这样的希望。”丘成桐对经由他的选拔体系进入清华的年轻学子们说，“让我们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我以后在清华跟你们共进退。”
他拿《太史公自序》里的话勉励师友，也作自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说：“我父亲曾说：‘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已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本原吗？’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办公室的门总是打开的，访客进进出出，入眼是堆满桌子的书籍、材料。桌子一角放着血压计，地上还有一组哑铃。可以想象，数学家每天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多少时光。
他写了数本科普书、出版自传、办讲座、组织和参加与数学相关的活动，接受大大小小的采访，不厌其烦又直言不讳地回答被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多数涉及人才培养与数学教育。
“没办法。我想将中国的数学搞好，这需要打破很多现有规则，需要经费，也需要政府、学校等各方面的支持。我不出来，就没法把我的想法传递出去。”丘成桐说，他从不为采访提前准备发言，“我就直接讲我的看法，唯一要注意的是，有时我讲得太直接，但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话。”
“很多数学家比较害羞，不愿讲话。”丘成桐说，“但我14岁时父亲去世，你要谋生，要去外面找事做，要去打天下。你晓得你要自立，要靠自己完成要做的事情，轮不到你害羞。”
父亲丘镇英是哲学教授，小时候，丘成桐随他阅读中国文史典籍，练毛笔字，旁听父亲与学生的交流。“听父亲讲那些影响后世的希腊哲学家，让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出传世的学问。”
“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丘成桐写道，“父亲去世后，我想人生在世，终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罢。”
去年11月，丘成桐将父亲所著的《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在中国内地出版。当年，他从香港负笈美国追求数学事业，父亲的遗稿随他一路辗转。在丘成桐看来，父亲的哲学讲稿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清楚勾勒出东西方哲学的走向，具有通盘、宏观的视角。哲学思维教会他提问，助力于他一流的数学研究。
相较之下，他认为物质上的东西——吃穿住用，都不怎么紧要也没什么吸引力，他所追求的是比物质珍贵得多、也难得得多的东西，比如，在历史上亲手刻下指向永恒的深痕。
如果要在数学家丘成桐和教育家丘成桐身上，找到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大概正是这一点：他要缔造“传世”之业，这意味着，必须甘冒风险，不折不挠，挑战真正重要的难题，挑战那些“硬骨头”。
为配合摄影记者，丘成桐同意换件更挺括的衬衫，结果脱下要换的衬衫后，不知怎么拿错了，把刚换下的衣服又穿了回去。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呼声和一片笑声里，数学家低头看看自己，也跟着笑起来，并迅速修正了这一小小失误。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位工作中风格强悍的数学大师在生活里十分可爱。
父亲的早逝是丘成桐一生的转折点。本就清贫的家庭更是陷入窘境，有亲戚劝丘成桐的母亲让子女退学去养鸭子，被母亲坚决拒绝。
丘成桐加倍努力地读书，同时，靠做家教帮补家用，但他丝毫没动摇过成为大数学家的念头。“我常常很奇怪，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怀疑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对我来讲，我从没问过自己行不行，从中学起，我就觉得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总能做成。”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助理教授周杰，2008年赴哈佛跟随丘成桐读博，甫一入学，就被师兄传授了经验：从楼下可以看到三楼丘成桐办公室的窗户，如果导师屋里的灯还亮着，在楼下工作的同学们最好也先别下工。“他比我们还拼。早上就到办公室，基本每天都要晚上10点多才走，周末也要工作。”
他认为数学家要做出成果，天赋只占成功要素的三成左右，更要紧的是持之以恒的漫长努力、耐心和对数学的兴趣。
出生后未满周岁就随家人由汕头迁居香港，丘成桐对故土全无印象，但在父母的教导与自小吟诵的诗文里，他一直盼望着这一天。“我在香港长大，香港那时还是殖民地，回到祖国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站在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土地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首次回国之旅后，“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丘成桐在自传中写道。
从此，他把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提升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声望视为自己科研之外的事业与使命。作为中国数学教育的观察者、批评者和建设者，他将同中国的数学事业一道，走过一条漫漫长路。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史建桥，从2014年起为“中国记忆”项目陆续采访了丘成桐52次。
“那时候丘成桐还在海外，不太容易采访到，但我给他写的邮件，当天很快就收到了回复。这么大的数学家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他是那种骨子里的平易近人。”史建桥说。
在她看来，“丘先生的眼里没有困难，很多看上去不可能的事，他都做着做着就做成了。从年轻时到现在，他一步一步解决了不同时期的当务之急。”
1979年后，丘成桐每年都要回国几个月。最初，他感觉自己能尽上一把力的就是利用休假时间多回国交流讲学，没过几年，他开始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希望帮助一些出色人才获得自己当年那种进入世界顶尖学府做研究的机会。
为提升中学生对数学研究的兴趣，2008年，丘成桐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丘奖”，后发展为“丘成桐中学科学奖”）。不同于一般竞赛，参赛者可自行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以提交研究报告的形式参赛，让中学生也能体会一把做科研的滋味。
留意到中国大学生数学基本功的欠缺，两年后，他又发起“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丘赛”），全面考察参赛大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
为加强海内外华人数学家的联系，他还发起了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创办有“华人菲尔兹奖”之称、颁给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ICCM数学奖。
为培养女性数学家，鼓励更多女生投入数学学习，前两年，他又发起了“丘成桐女子中学生数学竞赛”……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丘成桐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八个数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培养人才，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但从不领薪。
他多次公开批评对学术缺乏热情和操守，急功近利，仅仅为拿奖、赚钱、当院士而做学问的学者；批评学术界的“圈子文化”、利益争执和因此造成的科研损失；批评一些国内高校高薪聘请的西方知名学者，拿了钱，却不付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批评不够公正的评审制度阻碍年轻学者的成长……
丘成桐一直认为，题目既不能太难、又不能太容易，要耗费很多时间准备的高考，很不利于对顶尖人才的培养。少数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次年春天，为保障该计划的顺利实施，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成立，丘成桐出任院长。
“数学科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丘成桐阐述发起计划的初心，“我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在国家的领导下，众志成城，我有信心完成这个愿景。”
从丘奖、丘赛到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和求真书院，丘成桐一直在尝试打破现有框架的桎梏，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数学人才培养路径。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走在对的方向上。”丘成桐说，“但也有人想阻挠，不希望我们成功。很简单，历史上所有改革都会遇到困难，就像王安石变法。”
“您也是在‘变法’？”
“在学术界、教育界，可以这么讲。”
“我早上要去游泳，游个一千米，游得不快，正好想想数学问题。然后到办公室，从早到晚都在做事。”丘成桐说。
他保持精力充沛的秘诀是：做自己喜欢之事。数学研究当然是他喜爱的，培养人才也是。“我很喜欢看到小孩子成长，所以越做越高兴。”
丘成桐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在美国50多年，训练了70多个博士。我想，在全世界有70多个博士的数学家大概也不多。回到中国来，我还是希望训练一批年轻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
尽管日程忙碌，只要时间允许，周一晚上，他坚持为求真书院的学生讲一个半钟头的数学史。他认为一些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方向太过狭窄，究其原因，是对数学的潮流和古今中外的发展不够了解。学习数学史，能够打开视野，同时，看到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路的。
几个首批通过“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来到清华的大二学生说：“我们书院每个人都去丘先生家里吃过饭。”每一次，丘成桐会邀请大概10个学生来家中共进晚餐，逐个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问他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他的帮助。
丘成桐还定期带着学生们游学，他们去安阳看甲骨文，去西安看兵马俑，去曲阜看孔庙……在路上切身感受各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游目骋怀之余，丘成桐设立“求真游目讲座”，让学生们走进各地中小学，每次由一位求真书院学生给孩子们做一场数学史讲座，既向公众科普数学知识，又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讲座第一站选在遵义，丘成桐说，“表示这是我们的开始”。从去年7月设立，到今年5月，“游目讲座”已成功举办了九场。
“丘先生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史建桥在跟踪拍摄中发现，“他会笑得特别灿烂、特别开心。和成年人在一起他就比较安静。”
“这只能靠丘先生的影响力，换一个人很难做成。”周杰说。
作为授课教师，周杰觉得求真书院的大一学生已经能达到十年前清华数学系研究生的水平。“他们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的成熟程度，都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国内的数学教育进步显著，周杰说，十几年前他读书时，有些对科研很重要的数学基础性课程，全国没几个院校能开得出课，前沿课程上也有很大缺失。
时代在改变。44年前，丘成桐首次回国，有心培养数学人才，但很多事情还根本做不到。随着中国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丘成桐说，从二十几年前起，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愿意留在中国。近十年，特别是近五年，中国数学人才有了显著增加。
“我们现在才有机会做这些事。中国在改进，我做的事也根据改进的情形变化，水不到，渠不成。”丘成桐说。
2020年，丘成桐牵头筹建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揭牌，他在贺诗中写：“廉颇老矣丹心在，愿请长缨助战鏖。”
求真书院的院歌，歌词也出自丘成桐之手：“日出亮兮，陟步高岗，月出皎兮，好学毋荒。路遥遥，水泱泱，立德立言作栋梁。少相知，壮不忘，肩负使命耀上庠……”
他为清华大学2020届毕业生写赠语，说：“即今国家中兴之际，有能通哲学，绍文明，寻科学真谛，导技术先河，并穷究明理，止于至善，引领世界者乎？骊歌高奏，别筵在即，谨以一联为赠：寻自然乐趣，拓万古心胸。”
去年是首批“00后”大学生的毕业季，有媒体请丘成桐写寄语，他的寄语是：“多言、多动”。
写寄语时，丘成桐解释了他所提倡的“多言多动”：“多言是多作一些有意义的发言，多动是希望你们多参加一些能够增长智慧的活动。希望我们中国的学生都能够多言多动。”
前些天，丘成桐重读了1980年他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获颁荣誉博士学位时接受的采访。
访谈中，除了深入阐述数学之美和治学之道，他也提及了对中国数学人才培养的思考。“如果能够成功地培养年轻一代，中国在数学方面的发展前途无量。我们寄望于年轻一代。”“如果可以创造一个有利于数学发展的环境，排除外界干扰，我们的学生应该能够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取得一些不错的成果。”“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在数学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如果我能帮上忙，我将尽我所能。”
丘成桐感叹：“重读四十三年前访问，历历如在目前，吾道一以贯之，其在斯乎？”
14岁立志成为大数学家，距今已过去60载，他依然为数学的真与美激动。那是他痴迷一生、流连忘返的世界。
“数学家盼望的不是万两黄金，也不是千年霸业。毕竟这些都会成为灰烬。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我们热爱的是理论和方程。它比黄金还要珍贵和真实，因为它是大自然表达自己的唯一方法；它比诗章还要华美动人，因为当真理赤祼祼呈现时，所有颂词都变得渺小；它可以富国强兵，因为它是所有应用科学的源泉；它可以安邦定国，因为它可以规划现代社会的经络。”在丘成桐为数学家写下的“文字肖像”里，人们能够透过这位杰出数学家的眼睛，读出他对数学最具体而炽烈的热爱。
丘成桐仍然有想要解决的数学问题，也仍在为此努力。“但我现在年纪大了，计算能力比不上从前了，计算需要有很长时间的集中力。”他坦然承认。
丘成桐的绝大部分精力如今都已被教育事业“占领”。在这个他同样抱持热情，耕耘了数十载的领域，为解决重要的大问题，他同样不折不挠，乐此不疲。
要达成目标并不容易。事实上，正如丘成桐所言，“完成任何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都很困难”。但在这位数学家身上，最不缺乏的，或许就是解决常人认为不可能解出的大问题所必需的能力、智慧、洞察力，以及非凡的耐心与勇气。
“我做数学时也是这样子，有意义的学问要做十年八年才能成功。所以我不怕中间有困难，就继续做最重要的事。”丘成桐说。（实习生陈锦萌、崔贝勒、田卓对本文亦有贡献）